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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公园法》即将于明天施行，全民公益性是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重要目标。如何鼓励原有居民参与国家公园建设，指导、扶持原有居民提供与国家公园保护目标相一致的生态产品和服务等，成为各方关注的重点议题。

　　12月18日至19日，在开化县人民政府、钱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指导下，山水自然保护中心联合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国家公园研究院，在浙江省开化县举办了“从参与到共享，国家公园社区发展与生态产品研讨会”。来自国家公园管理机构、高校、社会组织和企业的代表齐聚一堂，围绕社区参与、生态产品培育与全民共享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本次研讨会立足实践经验，依托自2024年起由阿里巴巴公益与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共同发起的生物多样性农业项目。该项目以毗邻钱江源—百山祖国家公园候选区钱江源园区（下文简称“钱江源”）的开化县苏庄镇唐头村为试点，探索如何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融入国家公园社区的农业生产之中。在过去一年中，项目聚焦农业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监测、生物多样性友好型农产品开发，并积极搭建国家公园社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价值桥梁，系统评估地役权改革后的农田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的成效，依托生境营造丰富区域景观多样性，组织社区居民和公众志愿者广泛参与，建立在地解说体系，支持生态水稻产品价值实现。

　　国家公园作为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最重要的组成，对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重要意义。全民公益性是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重要目标，而原住居民与社区的广泛参与和共享，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基础。

　　钱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常务副局长汪长林在致辞中强调：“社区不仅是保护的对象，更是保护的力量。”近年来，在多方协作下，钱江源在集体土地地役权改革、特许经营品牌建设、全域野生动物肇事公众责任保险等方面，开展了系列实践探索。同时，通过引导社区参与自然教育、生态巡护和科普解说，支持居民发展与国家公园保护目标相一致的生态产品，不断探索生态价值转化路径。面向未来，汪长林副局长强调将持续推动国家公园与区域协同发展，动员政府与社会各界共同参与，构建多方共建、利益共享的长效机制。

　　企业公益可以在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与社区协同发展中发挥积极作用，通过长期投入和机制创新，助力构建可持续的公益生态体系。阿里巴巴公益总监明宏伟表示，公益始终是阿里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自2017年成立乡村振兴基金以来，集团持续派遣资深员工作为“乡村特派员”，深入县域一线，推动产业、科技与人才发展。在钱江源，阿里与山水携手，共同聚焦“生物多样性友好型农业”，通过开展生态监测、产品研发等实践工作，推动了国家公园保护与社区发展的良性互动。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创始人吕植在以“原住民与当地社区在自然保护中的角色”为题的分享中指出，研究显示，传统文化越浓厚的地区，生物多样性往往越丰富。因此，生态保护不仅要关注物种和生态系统，也要守护这片土地上的人与文化。当保护行动尊重并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与文化中时，人与自然才能从“二元共存”走向“一体共生”。

　　如何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双赢，吕植老师分享了两个扎根社区的实践案例：四川省平武县村民通过“熊猫蜂蜜”从保护中直接获益；而在三江源区域开展的以社区为主体的监测、冲突补偿以及自然体验等工作，将自然保护融入原住居民的日常。这些实践让文化认同成为守护动力，使保护行动本身成为一种可持续的生计。

　　社区主导、保护者直接受益的模式，与《生物多样性公约》所提倡的尊重地方传统知识、公平分享惠益等原则高度契合，自然保护离不开原住居民的参与，只有充分尊重和吸纳社区的传统知识与文化，才能构建起更加包容、可持续的国家公园治理机制。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庄优波以“国家公园区域协调发展的系统认知和理论实践进展”为主题，从空间规划角度系统梳理了国家公园区域协调发展的认知框架与实践进展，并强调了国家公园区域协调发展工作正从宏观框架搭建迈入依托精细化治理与关键技术优化的新阶段。

　　为系统解析国家公园与周边区域的保护与发展关系，庄优波教授团队研究构建了“目标-要素-机制-调控”四层级系统认知框架，并重点阐述了生态、产品、空间、主体四大核心要素的研究进展与实践路径。以钱江源为例，团队在跨省生态共建、区域监测网络、品牌赋能、自然教育路径规划等方面已做出多维探索，未来将着力推动精细化制度设计、关键技术优化与具体问题的落地解决，实现从宏观架构到高效实施的有序推进。

　　面对社区产业转型这一关键课题，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教授张玉钧以“国家公园社区产业培育”为主题，系统阐述了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实现路径。

　　张玉钧教授强调，理想的国家公园社区发展模式在于推动和谐社区建设，其核心是构建社区与国家公园之间互为条件、相互依存、协同发展的良性关系。为实现这一目标，需建立由政府、社区组织、专业机构等多方共同参与的多元协作体系，并以此为基础，通过发展生态农林业、开展自然教育与生态体验、培育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等方式加以落实，从而推动社区发展与生态保护的深度融合。结合武夷山国家公园与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霸王岭片区的转型实践案例，张玉钧教授进一步强调，科学的评估方法与系统应对产业培育等挑战，是实现社区保护与发展协同的关键所在。

　　复旦规划院生态环境分院自然教育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雍怡老师分享了“基于适宜性评价的自然教育空间布局和内容设计——从钱江源到大熊猫国家公园的探索”。基于钱江源自然教育系统规划和实践，团队总结出三条指导性经验，一是需要基于资源调查进行解说主题框架顶层设计，并以此统领后续自然教育设施、人员、媒体的所有相关工作，二是自然教育的空间布局设计需要体现资源时空分布特点，突出保护地个性化和在地化的设计，三是总结了一套国家公园自然教育系统规划技术路线，为类似工作提供参考。

　　在大熊猫国家公园王朗片区，团队进一步探索如何通过科学的空间布局实现严格自然保护和开展访客自然教育之间的平衡，通过构建包括生态环境敏感性、解说资源禀赋、解说设施支撑三个维度的评价指标体系，对解说系统的空间适宜度进行科学评价，并以此指导解说路线、点位和内容的系统设计，并为不同访客群体“量身定制”路线主题，实现兼顾生态保护与访客体验的国家公园解说系统设计。雍怡老师表示，自然教育作为链接国家公园与公众的情感和认知桥梁，应当在适宜的空间，以多元而独特的方式，呈现出国家公园最具代表性和保护价值的资源禀赋。

　　北京绿色金融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副院长白韫雯在题为“生物多样性金融支持国家公园建设”的分享中，系统阐释了生态与经济的内在关联以及金融体系的转型方向。她指出，金融体系需将自然风险纳入监管范畴，以应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现实挑战。

　　自然与企业经济活动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依赖的关系，全球高度依赖于自然的经济规模约58万亿元，体现出人类发展对生态系统的深度依存。与此同时，生物多样性丧失已成为全球重大风险之一，而社会资金参与保护仍面临商业模式不清晰、政策激励不足、价值核算缺乏制度支撑等多重制约。为应对这些挑战，全球央行和监管机构已将生物多样性相关风险纳入评估监管体系，我国也已出台涵盖40余项生物多样性产业和项目的绿色金融标准，并通过建立生态敏感活动负面清单、挖掘生态旅游等，推动金融支持国家公园建设，形成“保护+收益”的发展模式。

　　在“‘社’身处地：国家公园社区参与的几个案例与思考”主题分享中，山水自然保护中心保护主任赵翔介绍到，在即将施行的国家公园法中，原住居民参与覆盖了从国家公园论证设立、提供生态产品和服务以及参与保护等全流程中，充分体现了中国国家公园建设中居民的重要性。

　　结合国家公园建设的目标，山水在钱江源、三江源与大熊猫国家公园等地区，开展了若干以社区为主体的实践案例。在钱江源地役权改革的背景下，项目团队通过科学监测证实不施加化肥、除草剂并限用农药的生态友好型农田中生物多样性更丰富，团队据此推出“生物多样性友好大米”，将保护成果转化为社区产品，带动村民增收。在三江源的嘉塘草原，当地妇女以高原特有物种藏狐、兔狲等为主题，创作毛毡手工艺品并成立合作社，年收入超过了20万元，探索出高原牧区多元生计发展的路径。

　　赵翔强调，国家公园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应当基于长期的科学研究，通过稳定的政策支持、广泛的社区参与以及多元的模式创新，为自然保护地的社区参与提供更多的本土经验和案例。

　　围绕“国家公园周边社区农牧业和林下经济生态产品”的主题，4位嘉宾分别分享了钱江源、大熊猫国家公园、南京市红山森林动物园、蚂蚁森林基金会的案例，5位来自不同背景的嘉宾开展了圆桌讨论。

　　钱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社区发展与建设处处长何斌敏分享了钱江源社区发展的实践与思考。钱江源立足不追求规模扩展、不依赖资源消耗、注重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平衡的原则，通过制度设计把生态产品转化为可持续产品和公共服务，打造出四个典型案例。

　　高田坑村在特许经营协议的规范下，形成了以星空资源为核心的生态体验产品，完成了从“空心村”到“星空村”的转变，吸引了大量长三角客群。唐头村依托农村承包土地地役权改革的政策创新，可持续地引导社区居民参与生态种植，在取得保护成效的同时开发生态产品。齐溪镇对下属各村进行统筹和差异化定位，打造“吃住行游购娱”全链条的高质量旅游服务，创造了显著的经济与社会效益。源头里村引入自然教育机构，以“村落即课堂”为理念，将社区转化为开放式研学空间，促进多方获益，村民保护意识也得到提升。

　　四川省林学会自然教育与森林康养分会理事长张黎明介绍了大熊猫国家公园周边社区农牧业和林下经济生态产品多方面的探索，包括政策引导产业转型，试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研究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评价体系，培育形成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生态康养、自然教育等多元业态，开展标准认证提质增信，特许构建公共品牌，开发探索碳汇项目，引导社区共建共治共享，推动社会参与创新治理，科技赋能智慧发展。

　　多种举措取得了显著的效益，实现了栖息地修复、生态廊道建设和生物多样性恢复，带动了社区收入提升和产业结构优化，社区的参与感、凝聚力增强，对国家公园的认同度提升。大熊猫国家公园还将继续探索生态价值量化与机制创新，推动智慧化标准化建设，促进区域协同与统一大市场形成，深化品牌价值与拓展市场，强化科技与人才支撑。

　　南京市红山森林动物园经营资产管理部副部长孙涛分享了红山动物园创建森林友好品牌的实践。他表示，为了让公众通过消费支持野外与城市的生物多样性保育，红山创建了“森林集野”品牌，“森林集野”拥有覆盖采集、生产、运输、销售、使用、丢弃全生命周期的可持续框架，设计守护生境、动物福利、助力减碳、循环系统议题，链接全国多个地区的生境。

　　“森林集野”的产品包括“无塑低碳”的PHA 随身杯、大象便便本、大象便便有机营养土、长江中下游本土种植包盲盒等，除此之外，森林集野还链接保护地与公众，开发了产自高黎贡山脉的咖啡和白茶，来自于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周边的蜂蜜和蜂蜜硬糖，新疆阿勒泰的沙棘汁，以及获得森林管理委员会（FSC）认证的森林友好日用抽纸、裸装本、木质冰箱贴等。围绕品牌，红山动物园还开展了多场线下活动，呼吁多方共同探索可持续的生产和消费模式。

　　蚂蚁森林基金会秘书长王小颖以“公众参与实现多重生态价值”为题进行分享。蚂蚁森林倡导绿色低碳生活，用“看得见的”绿色生活激励“看不见的”保护行动，涵盖生态修复、公益保护地建设、海洋保护和古树修复工作。

　　在生态修复上，蚂蚁森林9年累计种下6.19亿棵树，种植总面积达645万亩；据测算，5年造林项目的生态系统生产总值为113.06亿元；生态经济林建设孕育了沙棘果汁饮料品牌，促进生态助农。在生态保护上，蚂蚁森林截至2024年底在全国设立了34个公益保护地，累计保护面积超过4,900平方公里，产生了生物多样性成效、生态系统服务成效、社会及文化成效，还促进了社区受益；关坝森林公益保护地的蜂蜜品牌是典型案例之一。蚂蚁森林还与合作伙伴推出沙棘火锅、大猫·森林联名商品、神奇物种口罩、早安茶等产品，以期影响更多社会公众。

　　在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庄优波主持的圆桌讨论中，4位嘉宾就“如何管理推动国家公园农牧业和林下经济生态产品发展及民生改善”发表了各自的看法。

　　浙江农林大学开化研究院副院长胡文浩表示，开发国家公园生态产品的过程中要充分提升社区福祉。研究院一直在扶持开化生态品牌，希望推动三方面工作，一是基于生态学原理开展景观营造，二是帮助社区科学调控农业传粉昆虫和病虫害的，三是依托高校资源带来渠道和品牌建设上的优势。

　　四川省林学会自然教育与森林康养分会理事长张黎明在案例分享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长期战略上的想法，涵盖建成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评价体系，创新的管理模式，多维度构建产业链发展机制，推动社区共建共管和社会参与，在规划、赋能、科技、法治上予以保障。

　　开化县何田乡副乡长汪新华介绍了乡里的清水鱼产业。在乡政府的引导下，社区居民在参与保护的同时享受到了生态产品价值提升的红利，也在社会企业的公益支持下取得了更多收益，更加积极地支持国家公园建设。

　　阿里巴巴驻开化县乡村特派员刘琳分享到，特派员在地项目的核心是构建可持续、可借鉴、可参与的商业模式。在开化，项目依托国家公园的优秀资源和品牌，发展在地文旅产业，把国家公园的美好和保护价值推广给更多公众，从而在提升生态产品附加值的基础上推动生态价值的转化。结合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建设目标，希望未来能够打造“买全国、卖全国”的国家公园品牌。

　　围绕“国家公园周边社区自然体验和自然教育案例分享”的主题，3位嘉宾分别分享了三江源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阿里巴巴“绿网计划”公益项目的案例，4位来自不同背景的嘉宾开展了圆桌讨论。

　　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一级巡视员晁世海介绍了三江源国家公园特许经营工作的相关探索。在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期间，青海省委省政府明确要求“建立特许经营机制”，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民生改善相统一。下一步，三江源国家公园将以健全特许经营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为目标，以落实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和收益分配为关键，坚持以创新的思路、改革的办法不断探索特许经营、生态旅游、联动带农转化路径，促进国家公园原住居民增收，以实现生态生产生活“三生”共赢。

　　海南松鼠学堂自然教育工作室负责人刘艳分享机构探索自然教育的多维融合之路。松鼠学堂的三大核心业务是校园教育服务、生态保护实践、专业能力培训。他们通过自然探索营、自然笔记工作坊、亲子自然体验课程活动在前端触达公众，在保护项目、服务活动中促进志愿者参与，搭建志愿活动桥梁，与各个保护地、科研机构紧密联合与共享，形成后端的资源支持。

　　举例来说，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鹦哥岭片区的鹦哥嘴，已设置3条自然步道，开展6类自然主题、每年至少5场的自然教育活动，超过12人次的本地护林员深度参与。在南开乡的牙佬营地，与营地主理人合作开发自然教育课程和教具，已开展12场自然教育活动，带领公众深度体验黎族文化，并进行水源地清洁的志愿服务活动。通过持续开展多样化的自然教育实践，松鼠学堂既提升了公众对雨林生态与当地文化的认知，也为护林员提供了展示与交流的平台，增强其与家乡认同感；同时，相关传播效应亦带动了社区与企业的收入发展。

　　阿里巴巴高级风控专家马芳介绍“绿网计划”公益项目中针对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的行动。随着互联网的兴起，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由线下逐步转到线年，阿里安全、阿里公益、百度安全联合发起 “绿网计划”公益项目，阻止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作为其覆盖的领域之一，核心是由“堵”到“疏”、化“风险”为“教育”。此干预机制围绕三种核心工作逻辑：一是拦截高危搜索，引导潜在违法者至科普页面；二是针对灰色地带风险进行风险提示；三是主动出击，在风险发生之前进行科普宣传。自启动以来，系统已精准屏蔽了超过2382.6万次与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相关的违规搜索请求。马芳倡议大家共同参与，通过一键举报、科普共创等形式，为净化网络空间，减少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出一份力。

　　圆桌环节，由复旦规划院生态环境分院自然教育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雍怡主持，四位嘉宾就“如何推动国家公园周边社区自然体验和自然教育，促进全民共享”展开了分享与讨论。

　　杭州原乡野地生态保护与研究中心项目主管蒋天沐认为在国家公园及周边社区开展自然教育活动的优势主要来自于其自然资源、传统文化、以及与一线的科研结合三个维度。

　　浙江联众文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余学兵以六个字总结如何结合资源运营与自然教育相关的场馆：1.参与：科普馆运营两年半的时间，自行组织了超过100场研学活动，覆盖人次超过2万；2.共享：公众可以通过各类宣传平台和文创等形式深层次地了解国家公园；3.融合：通过文化的融合，更多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了解国家公园。

　　杭州锦舍文旅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卓表示基于当地资源的体验活动带动了企业经济上的增长。她的民宿所在地有长三角地区优质的暗夜资源，体验者可沉浸于纯净的星空中；而在雨水充沛的季节，则会转为萤火虫或生物多样性主题的体验活动。

　　作为企业基金会的代表，顺丰公益基金会项目总监刘胜华介绍道，顺丰集团2021年发布了企业碳目标白皮书，在实施碳中和项目时逐渐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领域，先后在多个区域支持了科学研究、生物多样性监测以及社区可持续发展等工作，取得了初步的成果。未来，顺丰将充分结合自身优势，开发与公众结合度更高的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宣教产品，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流化。

　　研讨会最后环节，由山水自然保护中心执行主任史湘莹博士总结发言。她表示，本次研讨会搭建了多方对话交流的平台，将学术研究成果和在地实践相结合，整合各方经验，为推进国家公园的社区协调发展，促进生态价值转化提供了案例与思考。她分享了两个感想：第一，“参与和共享”的主题首先一定要发挥社区的主体性和参与性，尊重他们的利益分配和本土文化的传承；第二，不论生态产品还是生态体验，其实都是市场和公益之间的碰撞。因此，如何能在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同时不失去公益性和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贡献，除了产品自身的专业性，也希望能够有国家公园的品牌引导，以及跨界的合作。